2015年7月18日，人民网的一则消息又一次深深地刺疼民众的良知：2015年6月9日，因涉嫌强奸多名幼女，陕西咸阳“首富”张盟昌被兴平市警方通缉后，主动投案。官方资料显示，现任陕西秦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张盟昌，还头顶着“咸阳市政协委员”、“秦都区人大代表”等光环。而在此之前的6月26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审议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陈秀榕等多名委员及孙晓梅等全国人大代表提交的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建议并未被二审稿采纳，与二审稿一并公布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修改情况的汇报给出的理由是“有些问题各方面认识还不一致”……

废存嫖宿幼女罪再次成了争论的焦点。

据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女童保护项目《2014年儿童防性侵教育及性侵儿童案件统计报告》，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被媒体曝光的国内性侵儿童的恶性案件高达503起，平均0.73天就曝光1起，是2013年同比的4.06倍。这些数据仅基于公开报道案件，社会与学界的共识是，由于诸多主客观因素造成性侵儿童案件难以被公开报道和统计，因此被公开的案例可能仅为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儿童被性侵的现状异常严峻。

1997年修改刑法时新增设的嫖宿幼女罪，与其说其目的是更好地保护幼女的人身权利，倒不如说这一罪行的实施在一定程度反而成了性侵幼女者逃避法律严惩的护身符和免死牌，嫖宿幼女罪自施行以来就争议不断，广受诟病，究其原因：

一、嫖宿幼女罪废存之争缘于按照现行刑法规定，奸淫幼女作为强奸罪的法定从重情节，可按照强奸罪定罪量刑，最高刑可至死刑；而嫖宿幼女罪的法定刑责为5年至15年的有期徒刑。

二、自嫖宿幼女罪入刑以来，过往一旦发生性侵幼女的恶性案件，多按照“嫖宿幼女罪”进行判罚，如发生在2009年的贵州习水案，当事十余名幼女因被强迫卖淫，与嫖宿者发生性行为，最后法院判罚仍按照嫖宿幼女罪定罪，这种以“给了钱”为借口的判罚弱化了对性侵者的处罚力度，某种程度上纵容和助长了性侵者的兽行。

三、卖淫嫖娼在我国是违法的行为，自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政府一直大力打击但效果却不甚理想，而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及交友工具的盛行，卖淫嫖娼成了事实的存在，不可否认卖淫女中可能会有未成年幼女。在成年卖方很易得到的情况下，仍然泯灭人性性侵幼女，简直罪不容洙。事实上，无论是利用强制、胁迫、引诱、欺骗手段实施，还是以有偿性为前提，即使幼女表示同意甚至有某种性暗示，只要成年人知道或应该知道对方是幼女，都应当视为强奸，毕竟她们还是涉世未深的孩子。这种“一刀切”的定罪量刑，有利于打击对幼女的性侵行为，实现对幼女最大利益的保护。

四、设置嫖宿幼女罪罪名等于间接认可了幼女的“妓女”、“卖淫女”身份，这一标签是对幼女极大的侮辱。刑罚定罪既应当考虑罪名之间的逻辑严谨，有利于执法者的司法判案，也要顾及受害者的人格尊严与引发的社会效应。这种疑似标签性的定罪无疑具有对受害幼女的污名化之嫌，既无益孩子的身心发育，也是对社会风化的一种误导。

五、从幼女心智不全的生理局限和最低限度保障幼女权益的角度出发，所谓“嫖宿幼女”的提法本身就荒唐可耻。

六、中国1979年12月18日就庄严地签署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等联合国协议。该协议明确规定：与不满14周岁幼女发生性行为的，无论幼女是否自愿，无论有无金钱给付，一律按照奸淫幼女来定罪，以确保刑法对幼女实行无歧视(差别)的保护。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更应该言出必行，忠实履行国际公约，坚决扞卫法律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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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嫖宿幼女罪，将这类行为一律作为强奸罪从重情节论处，这是从上到下的声音，也有广泛的民意，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未成年人保护层面，废除嫖宿幼女罪都有充分理由。但令人不解的是，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二次审议稿）中不予采纳废除嫖宿幼女罪建议的理由是“有些问题各方面认识还不一致”，试问到底是哪些方面、哪些人认识不一致？保留嫖宿幼女罪的目的是什么？不可能是怂恿和支持权贵们嫖宿幼女吧！

嫖宿幼女罪是当年以中国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等为代表的司法人士强势倡导的创造发明，而黄松有是中国建国以来司法系统因涉嫌贪腐而落马的最高级别的国家二级大法官。主要问题：以权谋私，严重经济问题和生活腐化，尤其对学生幼女特别有兴趣......司法界人士称其为“性贪”。当初黄松有等创造发明"嫖宿幼女罪"为自己留足了后路。而现在反对取消者是否也是为自己留后路呢？是不是这种犯罪还大量存在于反对取消者中呢？

目前，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正在继续征求意见中。强烈建议，新修的刑法能废除嫖宿幼女罪，将所有性侵儿童之行为一律作强奸罪之死刑论处，以最大限度地震慑罪犯从而保护儿童身心健康。